“百强县”背后，是中国县域经济百年巨变

■ 百年说百·庆祝建党百年系列评论

“百强县”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域社会治理成就的最好体现。

2020年12月，在即将迎来建党百年之际，中国社科院发布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（2020）》，评选出了“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（市）”。

在我国的行政架构中，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，是发展经济、保障民生、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，县域治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。

新中国彻底改善县域基层经济

县域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一级基层行政区域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0年，我国有县级行政区2844个。而回望我国县域发展历史，可以深切感受到百年来的沧桑巨变。

民国时期，有学者曾调研总结出当时中国县域社会的四大基本缺点：“愚、穷、弱、私”。积贫积弱之外，彼时的县域民生还饱受战乱之苦，面临苛捐杂税、强征入伍，可谓是民不聊生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我国农村社会进行广泛的土地改革、教育普及、消灭四害、派遣赤脚医生、道路基础设施建设、农田水利建设等运动，才彻底改善了县域基层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民生。

人民公社时期，广大县域人民以集体劳动的形式建设了许许多多的大中小型水库，改善了农业灌溉条件，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。虽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旧的核算机制问题，这些建设成就无法用GDP等数据来衡量，却也正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，为改革开放以来县域温饱问题的迅速解决、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改革开放后，以“百强县”为先锋的县域经济飞速发展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国的县域治理，可以被置于“行政发包制”的模型中考察。在这种体制下，财政收入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分包，地方财政增收的部分可按一定比例留下自用，县域拥有财政盈余的支配权。这激励了县域发展经济、兴办企业。这一阶段，乡村的工业化虽呈现出“小、散、乱”的布局，但仍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。

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由于分税制改革，县域不再能完全支配地方财政的盈余，失去了大力发展集体企业的动机，导致一批乡镇企业的衰落。区域之间、城乡之间的发展开始失衡，尽管如此，仍有许多县（市）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。

乡村振兴：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机遇

回望我国以“百强县”为代表的县域发展，带给我们的经验是，要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。尤其是要把握时代潮流，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找到自身优势。为此，县域行政机构一方面要努力改善营商环境，吸引投资，留住人才，鼓励创新创业；另一方面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，提高人口素质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在“百强县”之外，我国还有大量欠发达的县域。而且“百强县”多集中在长三角、京津冀和东南沿海一带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较少，区域差别明显。实现共同富裕，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，需要汲取“百强县”的先进经验，同时又要结合本县域实际，这对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展望未来，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之后，乡村振兴战略正如火如荼地展开。贯彻新的发展理念，推动县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，倡导绿色发展、融合发展，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，缩小城乡差距，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目的都在于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

为此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”的远景目标。而要实现“共同富裕”，最终也需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和社会，实现县域的共同富裕来落实和体现。当然，在新目标要求下，县域经济也应主动转变粗放增长模式，充分调动各种要素，为未来高质量发展做好准备。

蓝图已绘就，风好正扬帆。在“百强县”发展的坚实基础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新的一百年奋斗征程中，我国的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域社会治理，必将取得更辉煌的成就，也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目标做出卓越贡献。

□何晓斌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）